苏州城的丝绸事

       苏州是丝绸的故乡,太湖流域留存有新、旧石器时代的遗址,见证着丝绸历史的悠久。园区唯亭镇草鞋山出土了六千年前的纺织品实物残片；吴江梅堰又出土了四千年前的大批纺轮和骨针，以及带有丝绞纹和蚕纹的陶，这都说明了苏州古代先辈很早就掌握了养蚕纺丝的技术。

苏州织造署旧址（现苏州十中）

     苏州在夏禹时就有丝织品土贡“织贝”一类的彩色锦帛。据《史记》载：周敬王元年（公元前519年），吴楚两国因争夺边界桑田，曾发生大规模的“争桑之战”，说明蚕桑之利在春秋时期吴国经济上的重要地位。吴国都城就在苏州，至今还保存着与丝绸遗址有关的织里、锦帆泾等地名。

       宋时期，据《宋史纪事本末》：“徽宗崇宁元年（1102年）壬午春三月，命宦者童贯置局于苏杭。”苏州、杭州、成都为当时闻名全国的三大织锦院。苏州的宋锦最为著名，缂丝名家沈子蕃、吴子润亦出于苏州。

南宋 沈子蕃 缂丝梅鹊图轴（局部）

      明代苏州丝织业的兴盛超越前朝。明初，洪武元年（1368）即在苏州设织染局，局址在天心桥东（今北局人民商场）。当时的织造局由皇帝派亲信太监主持其事，还有若干中小太监作助手。

      清《吴门表隐》记载：“按二监（即金玉、如意），赐明太保俞大悦侍从，筑室以住，即今太监弄。”“太监弄”之名，在1934年（民国二十三年）编纂的《吴县志》有所记录，也是依据史实而来的。

      苏州丝绸的繁荣，显然仅有官署的织造是不够的，民间的机户也生机勃勃。由于丝织业的兴盛，新兴了一批市镇，如盛泽、震泽等。

       明末时期，盛泽已经发展成为丝织手工业大市镇，拥有人口五万。在苏州有盛泽绸庄所设的庄船专用船埠码头。旧址在阊门内水关桥臭弄口（今阊门饭店河埠），原址现称为“盛泽码头”，遗迹尚存。

       然而经过战乱动荡，在建国初期，丝绸行业外销断绝，内销呆滞，丝织业困难重重。1951年我国对东欧国家展开以丝织品换钢材的易货贸易，促进了丝绸外销。苏州塔夫绸被誉为“塔王”。国内通过开展城乡物资交流会，活跃了内销渠道，促进了丝织工业的发展。到1951年底，生产规模已恢复到建国前旧观。

       苏州丝绸在建国后跃上一个新台阶，从建设缫丝、染丝、丝织、丝绸印染和丝绸机械等企业，到建立苏州丝绸科学研究所、丝绸工学院、丝绸检验所和丝绸职工大学等科研教育单位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丝绸工业体系。

苏州丝绸工学院

       九十年代末，苏州工业进入产业调整转型期，苏州丝绸工业实行产业转移，四大绸厂等也随之完成了历史使命。

       可以说苏州的历史是与丝绸的历史相始终。无论是新旧石器遗址，还是春秋吴王宫的织里（这是中国最早的织造官署），都无不见证着丝绸历史的悠久。

苏州东吴丝织厂

       苏州的发展也随着丝绸业的兴盛而兴盛，明清时期，苏州能成为一方大都市，都与此息息相关。

       建国以后，苏州的丝绸工业也是当之无愧的利税大户，在对外贸易，出口创汇，为苏州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。如果说丝绸、瓷器是中国历史上的两张国家名片，那么丝绸就是苏州的一张烫金的城市名片。

       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，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，而伴随着历史文化底蕴的传统工艺产品，闪烁、继承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光辉。

       这是前人给予的最丰厚的馈赠。我们应充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，使其发扬光大，把历史文化遗产转化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商业产品，走向市场，并由市场需求而发展壮大，这正是我们所需努力的。